我国大部分高校设立于50年代的系（所）级资料室，在教学和科研中曾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分散式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目前高校改革和新形势需要，不仅在各高校图书情报工作中显现出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还将影响今后高校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高校资料室存在的问题和现有体制的问题何在？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现实途径如何？为此，记者专门走访了图书情报资料研究会以及北大、清华、人大、林大等学校。
镜头一：许多系资料室门庭冷落。记者了解到，有的系资料室藏书与图书馆并无大区别，且由于经费捉襟见肘，几年未添置新书，利用率还很低。
镜头二：记者随意从某高校某系资料室书架上抽下几本书，泛黄的纸张上印着出版时间：七八十年代。显然，无钱购买新书。事实上，不仅系一级的资料室目前遇到经费不足的困难，学校图书馆也未逃“厄运”。
为改变落后处境，各高校图书资料管理正朝着现代化、网络化方向努力。然而，仅院系资料室要购买一套网络工作站及相关软件，就需10万元，如果全校各系资料室均照此办理，所需费用将高达几百万元。
一面是购书经费的严重短缺，一面是图书馆与资料室文献重复订购和现代化设备重复购买；一面是“资源共享”整体化建设的时代大趋势，一面是一家一户、“自留地”式分散管理。高校资料室，已陷入异常难堪的境地。
在1996年召开的北京地区高校图书馆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李英惠司长指出：实践证明，再靠小而全的自我建设、自我完善是极为困难的，必须转变观念，走“共建、共享、共知、共同“投入”的资源共享道路。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林浦生在谈到当前图书馆工作面临的形势时说：高校图书馆要走整体化建设道路，实现资源共享。
“高校资料室改革势在必行。”这一点已为众人达成共识。关键是从何改起。据记者了解，目前资料室改革的焦点是资料室有无存在的必要，一部分被采访者认为：“系资料室的存在弊大于利，应‘砍’掉资料室，交由校图书馆全面领导。”北京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人大图书馆馆长杨东梁是此种观点的拥护者。他认为，传统的图书资料的二级管理体制将进一步加剧校文献资源建设的条块分割、分散无序状况，不利于整体协调发展。由校图书馆统一领导，则有利于实现“图书、情报、资料一体化”，可减少书刊建设的重复与遗漏，节约经费，增加文献种类，有利于学校总体文献资源建设，为资源“共建、共享”创造条件。“当然，在享用别人资源的同时，也应尽自己的义务，要把联合保证、资源共享，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付诸行动。”谈到此，他有些激动，“有些人把资源共享等同于‘共产’，死守‘自留地’不放，这种封闭意识非常有害。”他介绍说，国外图书馆校际、系际间尤其讲求“协商”，收藏多有侧重，使用交流极其方便。香港的大学在这方面做得也相当好，而内地连“兄弟系”间都不能“沟通”，“在一所学校内尚且无法做到‘资源共享’，何谈什么全社会范围内‘资源共享’？”
“考虑‘一体化’问题不能离开中国的实际。”与上述观点相反的学者、师生在肯定“一体化”的大方向后，主要对其现阶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一体化”是一个体系，并不是一个单位或一个扩大了的图书馆。简单的合并，所谓“一体化”在理论上缺乏有力的科学根据，实践上也困难重重。
人大新闻系资料室的刘保全认为，从功能上讲，“个性”，是系资料室存在的前提。他解释说，“博”、“多层次”是校图书馆的特点，而系资料室则为某一特定专业师生服务，定位为“单一”、“专科”。人大新闻系资料室无论是藏书量还是管理水平，在国内同专业资料室中首屈一指，其藏书种类80％与校图书馆不一样，重复的20％大多为报纸、期刊，年花费不过千余元，谈不上“经费浪费”。
至于扩大服务对象问题，刘保全打比方说：一块蛋糕，原来10人吃，现在100人吃，结果只会谁都吃不饱，这种“共享”有什么意义呢？采访中许多系，尤其是法律、会计这样的“热门”系“热门”专业资料室的老师都向记者反映，并不是故意地把本系资料室的藏书“秘不示人”，而是书就那么有限的几本，让别系“共享”了，本系师生就看不到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先想办法把蛋糕做大，而不是急急忙忙把大家召来吃蛋糕。
一些实力较强、资料室管理较好、颇具规模的系的师生认为：资料室体制上的弊端虽日趋明显，但其存在至今，说明有独特作用，是学校图书馆不能替代的，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对资料室改革一刀切，而应视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使其“扬长避短”。
“在校图书情报资料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文献情报网络化体系，是‘一体化’的现实途径。”图书情报资料研究会秘书长刘希明对记者解释说，以校图书馆为中心，把分散在各系（所）的资料室联结成一个互相协助、互相开放、密切联系、联机检索、资源共享的多功能、全方位、多层次服务的有机文献情报网络系统，发挥文献情报的整体效益，使校文献资源共享变为现实。
这样，校图书馆、各系资料室看似分离，实则紧密，从而打破传统封闭的僵化关系模式，建立起整体协调运转的动态关系模式，使两者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分工，各具特色，共同在高校建设中发挥作用。“‘一体化’不是简单的机构撤消或合并，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建、共享’。在保持资料室独立性的前提下，更好发挥资料室原有的优势，同时通过整体协调，变封闭服务为开放服务，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这应该是‘一体化’的真正含义。”
改革十几年来，部分院校已进行了可贵尝试。90年代初期，北京各高校普遍成立校图书资料工作委员会，其中清华大学的改革尤为引人注目。其图工委由副校长任主任，图书馆馆长任副主任，各系资料室主任、各学科教学与科研骨干均占有一定比例，自1996年5月成立以来，已多次举行会议，协调图书馆与系资料室间关系。图书馆、系两方面都感到很振奋。人大图工委在对工经系、贸易系、土管系三系资料室合并后，将对中文系、语言文字所、对外汉语中心资料室进行合并。北大图书馆设调拨组，从事与系资料室文献方面的协调工作。记者所走访的学校，几乎无一例外都在为建立图书情报网络化体系跃跃欲试。
但是，要求强烈、愿望美好，实际进程却相当缓慢，远未令人满意。
有些高校未设图工委或类似的协调机构，即使有，大多与资料室关系松散，难见具体方案出台，形同虚设。
“关键是缺乏改革的政策与法规。”人大图书馆馆长杨东梁说，“要改革旧观念，旧体制，没有硬性政策和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很难进行的。”林大图书馆副馆长潘薇认为，国家教委、全国图工委应高度重视高校图书资料工作，加大工作力度。
“资料室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要从更高背景和更高层次上着眼全局，防止‘本位主义’倾向”，图书情报资料研究会秘书长刘希明表示，“无论如何，切忌一刀切，要区别对待，可在全国不同院校设试点，实行实验性政策研究，探索出资料室改革科学、合理、现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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